编者按： 由原铁道兵三师政治部主任丁宪邦同志和他女儿丁岚共同写作的《大兴安岭会战亲历者——一段鲜为人知的中国军史》一书，去年底由美国成功出版社出版，并获批美国会图书馆收藏号码，若到国会图书馆，不仅在电脑上可以查到此书，也可以读到此实体（纸版）书。 今年八一建军节即到，特节选部分内容，并转载两篇读后，共享那段金戈铁马般激荡人心的岁月—— 《大兴安岭会战亲历者——一段鲜为人知的中国军史》节选 我的首长、战友们 马继慧总工 和马总下棋，我们是边聊天，边下棋。他聊他的故事，我聊我的故事。我的故事比较少，基本就是五师那些事，这也是他在劝我留在会战指挥部时，用“相知”二字提醒我珍惜工作环境和机会的原因。 马总是技术干部，平时比较严肃，不善谈，与他在工作上建立联系的大部分是工程技术人员，较少有机会接触到机关政工干部。会战指挥部这个临时机构，把初来乍到，五湖四海，各个部队来的干部战士聚集了起来，鲜少本位主义，老乡观念，从上到下一专多能，互帮互助，常可打破上下级关系。我的工作职务只是少校协理员，但是在党内，我是机关支部副书记，凡是机关支部的委员，党员，就会自动服从支部活动，做到党内没有职务高低。那个时代，党员荣誉感强，会自动遵守，执行党的纪律，技术干部尤其如此，马总就是这样一个人。 他常找我下(象)棋，工程技术干部里会下棋者不少，下得比他好的，他不找;不如他的，他看不上。他说他得找个旗鼓相当的，那就是我。他赢了我，会找我，输了我，更会找我。吃过晚饭，没事了，没地儿去，他就找我下棋。我们下棋都是在他那下棋，他的办公室也是他的宿舍。有时候下棋下的东方都亮了，他还在下，这时候得我说:“咱们收盘吧，天都亮了。” 马总来会战指挥部的时候，帐篷前面已经盖了两三栋预石板房。预石板个大，轻，中间是空的，很容易把房子盖起来。这时候我还是住帐篷。帐篷在预石板房下面，我们离得很近。 马总找我下棋，都是电话“先行”:他讲电话总是这样的：怎么样?你来吧?我就知道这是找我下棋了。我们一下就一个通宵。如果马总赢了一局，我会在下一局扳回来。但是我想接着赢就困难了，见我吃他的子，他会说，嗯?不对吧?不是这样吧?一面把子儿拿在手里，不放下，一面继续说:不是这样吧?我说:怎么不是这样?就是这样嘛。他拿着子儿，不落下来，更不交出来。要是他吃了我的子儿，就哈哈地笑。赢了我会说:逮着你了，这就行了。如果我赢了，他就说:不行，再来。有时候一抬头，窗子外面都亮了，我说:马总，又一个通宵。他说:可不。他平日话不多，但是下棋的时候，他边说边下，幽默，还时时讲个笑话，讲笑话的时候，无论多逗，他都不笑。我们谈下棋，谈国内外形势，格局，我们的历史观，价值观，谈过去的，现在的工作，无话不谈。会战指挥部司令部从林业部门调来两个护士，是地方的，因为住得近，早上她们会给领导测血压，马总跟她们开几句玩笑。时间不长，有人发现两个人中的一个作风不好，开始乱咬起人来。“子虚乌有，成何体统。”下棋的时候，马总不紧不慢地说。不久，何司令找我了解这个情况，我用马总的话回复了。 马总也和我聊他参加革命前的一些事情，他说:他刚参加革命的时候，政治觉悟还不高，拿不准的事儿不知道该不该跟组织上说?我问:是那些事呢?马总一一道来。我说:你没有跟组织谈这些，不是有意不谈，是你对这些事件还没意识。现在有意识了，就可以谈了。这样的(跟组织)谈话，什么时候都不晚。只要如实讲，就是表现对党和革命的忠诚。人认识问题有过程，政策的贯彻也有过程。马总听着，嗯着，说:他的负担放下了。他也问我参加革命的问题，特别是有人批评我是反右运动的“应声虫”，我的态度，认识我们就是这样边谈心，边下棋，彼此不分职务，年龄，甚至不加保留的交流。 那天吃过晚饭，刚回到帐篷，电话就响了，马总的声音从电话那头传过来:“怎么样，你来吧?”我笑着就去了。马总端过茶杯说:“今天不下棋，我有事找你谈。”他说：“何司令本来答应你走，现在不让你走了。”马总停下来看我的反应。“嗯”了一声，又说:苏超副政委提议把你留下来，他让我跟你谈，说我了解你。我看是好意，我同意苏超副政委的意见，人才就在我们眼皮底下为什么不用?这是领导知你，你夫付何求啊?你年轻，不要走啦，去上班吧。他对我说话就像个长者，对于马总，我心里永远存着这份感情。 陈继云副部长 会战指挥部物资处长陈继云和同事相处，比较严肃，有人说他有架子，其实他朴实，爱开玩笑，也愿意成人之美。那天我在他的办公室，电话响了，陈处长拿起电话，那边就传过声音:“你谁呀?”陈处长说:“我么?老陈!”话筒那边:“你老?我比你还老!”陈处长马上说:“嘿，沈副司令呀。”后来，提起这事，我们就笑。 过支部生活的时候，我们一起讨论国内外形势，中苏论战等。中央经常发这方面的文件，我们也关心这方面的问题，特别是在远离内地的大兴安岭，消息传到这里经过了翻山越岭，都希望更早得到文件，没有人愿意被迅速发展的形势拉下，学习的时候很认真。每次念文件，陈处长会说:“让丁协理员读，他是北京人，没口音，阅读流利，就让他读。”这是一份小的工作，我很珍惜，它同样表达了老同志对我不怀疑的爱护和信任。 我在被批评为右派的“应声虫”后，从军队最高机关下到铁道兵，下到基层，工作基本上是停止的，不顺心的，不被信任的。对组织的处理，一点情绪没有，那是假话。我是怎么对待和想通的呢?我喜欢《三国》，喜欢水泊梁山的故事，但是我更着迷共产党人绝少私心的胸怀。从总政到政治学校(学院)，十年时间，我的知识、信仰和驾驭政治政策的能力有着系统性的提高。我出身贫苦家庭，是个穷孩子，十五岁参加八路，十六岁入党，入党就当了干部，职务是收发。在战争年代，收发是重要的工作，签发文件，接触首长，工作保密性强。十八岁我提升为指导员，带兵打仗，哪里想过要当官，就是要为党，为革命工作。那时候是这么想的，和平年代我丁宪邦也可以。不是干什么都是为人民服务，不是革命不论职务高低吗?别人能不能做到我不管，但是我要做到。还有，从我知道毛泽东这三个字对中国革命的意义，对中国人的意义，我就尊敬他，崇敬他。那么，组织也好，个人也罢，对我的误会，都不会影响到我对党和领袖的信任。所以，只要有工作做，我就知足，我就是幸福的，经得住对于忠诚的考验。我内心一直把对党和人民的忠诚看成是最高贵的品质。所以我不在乎别人怎么看待我职务上的上上下下。有人说，老丁就是年轻了几岁，上上下下几十年，没上去，也没拉下什么。这是事实。但不论“上”，还是“下”，在我决定离开北京时，就不是我的追求了。 在505，我从很多老同志身上，更感受到了共产党员在工作中必须有忘我的境界。让我觉得工作着，天地广阔，我珍惜这样的工作环境，愿意做更多具体的工作，愿意在基层的工作中接受思想改造，提高觉悟，所以，就是读文件这样的事情，我也是当作同志间的信任完成的。自然地，有事我也愿意找陈部长，我知道他信任我。他也愿意在大家面前表现处对我的信任和关心。 磕巴杨师傅: 在我们这些军人中，有一个不穿军装，跟所有领导都能说上话的人，他就是杨厨师长。因为口吃，大家叫他磕巴杨师傅。他个头不低，微胖，有事没事爱戴个弯着帽檐的帽子，说起话来，他自己急，急得直挤眼跺脚，听的人也急，一会儿嘴就不好使了。但经他手做的饭就是香，尤其爱吃他烧的飞 龙汤。这种飞禽虽然长着翅膀，但是人走到它们身边，它也不知道飞，它们是真不知人为何物啊。有时候熊瞎子，罕大猂晃晃悠悠就到了营地，“獐狍野鹿满山漫野打也打不尽。”句话来自大兴安岭的一首民歌，多自豪的歌，这是事实呀。大兴安岭的夏天，遍地萱草（黄花菜），榛子窠底下成片探出长满雀斑的针蘑;倒在地上开始腐朽的长木长遍黑黝黝的木耳们;松子，榛子，山丁字，嘟柿，还有“猴头”……猴头雪白的长在树叉上，找到了一个，它对面，还会有一个，猎人说猴头有公母我们总是玩笑，林子里什么东西都别叫磕巴杨师傅看到，不然马上就成了盘中餐。 老杨身怀做饭绝技，也是老党员，爱谈，每个领导他都喜欢。他也参加机关支部的学习，很自然，我们成了朋友。有一次讲到做饭，我说我刚当兵的时候，有一阵子，大家轮着做饭。做饭要快，因为常常饭没做好，有敌情了。而我就会烙饼，可是大家都说我烙的饼加上嘴片三层。他听了乐不可支，到处讲我的笑话，表现我们是如此相知，是好朋友。他知道我不爱吃肉，但是烧了野味，他一定要我吃几块的，每到这时他就为我急得眼睛直挤，腿还一伸，“这这，好!吃吃吃几块!” 大兴安岭青菜少，冬天就是土豆，白菜，豆腐。豆腐油盐不进，做好吃很难，杨师傅做的蒸豆腐简单，吃了还想吃。他像艺术家一样，一块手掌大的豆腐，一眨眼功夫就切得方是方，长是长，佐料红黄绿黑，东一点西一点五颜六色放在碗底，豆腐放在佐料上，肉在豆腐上，蒸出来，肉什么味，豆腐什么味。我记忆里杨师傅做的豆腐比肉香。 杨师傅饭做得好，性格也非常可爱。有一次，我说:“你饭做得这么好，你老婆肯定很享受。” 他说:“不。”他说，有一次他老婆问他:“你不是会做饭吗，你在外面给别人做，回家给我也做一顿。” 他说:“家里我不做。我在外面给首长做，那是革命工作。我给你做?你还没这个资格。” 分配《参改消息》的争执 1964年底，会战指挥部的工作逐渐上了轨道，苏超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找我谈话，让我到青年处上任，六师来的张栋任直工处长，九师来的刘善庭任文化处长，政治部各处长到齐。 对我个人而言，我从心里喜欢这个集体。上有首长，下有干事，陈干事，高吉初干事，魏干事，保卫处任均干事，秘书处刘震干事，包括我的处里的三位干事等都已经报到，都有能力，工作上能独当一面。陈干事热情，干练，做事认真，待人诚恳。刘震是群工干事，一天笑眯眯的，幽默，有才华。大兴安岭指挥部防火工作是军队和地方一起办公，军队这方由他负责，他曾写了一篇较长的、部队在森林自然起火时，奋勇扑灭火灾的报道，全文登在《铁道兵报》上。铁道兵在大兴安岭的十来年时间里，做了大量护林防火工作。我们知道的鄂伦春族古老的民歌词都因此改成:“高高的兴安岭，一片大森林，森林里面住着勇敢的鄂伦春，一呀一匹烈马，一呀一杆枪，翻山越岭日夜巡逻护呀护森林!” 刘干事爱讲笑话，我和隋学冉处长常和他一起开玩笑。有一次他探家回大连，马总请他捎些东西给他的老蒯(老伴)。回到大连，刘干事就在马总家楼下叫:老蒯，老蒯，马总给你带的有东西。后来马总老伴儿跟别人说:你看，他叫我老蒯。这话比刘干事都先“回到”了加格达奇，我们这些爱跟他开玩笑的人就问:你管马总的妻子叫什么呢?他说:老蒯呀。隋处长就说:你怎么能叫老蒯呢?老蒯的意思就是老伴儿。他一听自己就笑了。好一段时间，一开玩笑，就管刘干事叫老蒯。 组织处王绍增干事，河南人，能写，有能力，后来到纤维板厂当了政委。任筠干事为人诚恳，老实，后来到留守处管理家属，对家属尊重，很有威信。干部处是个大处，干事多，黄干事瘦瘦的，广东人，待人诚恳，工作踏实，雷干事是个模范，记得他有5个孩子那个时候，如果政治部开会需要通知部队(各师)，还得找我，因为几个月协理员的工作使我对上熟悉，对三个师的情况也比较熟悉。“上挂下联”这部分工作曾经由我负责，老吕还要一旁护持，特别交代政治部的干事，对老丁(那时侯我还是司令部的人)要尊敬，不要觉得自己是政治部的说话就大口气(政治部管干部，权力大)。 宣传处长也来报到不久，赶上分报纸，那时候，报纸在我们手里可是举足轻重的东西。住在原始森林里，与外面的联系除了红头文件，、解放军报，而对国际社会的了解，除了《》和《解放军报》两份大报，就是《参改消息》。又因为当时加格达奇还没有邮局，所有报纸都紧俏，所以念报纸那时候是个光荣的活儿。《参改消息》就更紧俏，整个505机关就四份。因为报刊分配由我决定，像《参改消息》我是这样分配的:司令政委一份，马总我是一定要给一份的，我留一份，一份给宣传处。 宣传处不满，来电话向我要两份，说:一份处长留用，一份用于宣传。我说:“我这里只有一份可给了。”宣传处很不高兴，质问:“既然不够分配，为什么不增定?你是怎么工作的?” 我说:“大兴安岭还没设邮电局，无法增订。” 宣传处长知道了，直接找我:“有四分，为什么只给我一份?我的工作需要两份。” 我说:“非常时期，只有四份，分出去了三份，我只能给处长您一份。” 宣传处长很不高兴:“一共四分，你这个协理员怎么分的?你一个协理员，应该保证我有两份”。 我说:”对不起了，处长同志。我这个协理员只能给你一份。” “我去告你!”他说着找吕新川告状。吕新川嗯、嗯地听着，然后用和事佬般的口气说:”非常时期，就当是支持老丁的工作吧。”这一段后来被文化处刘善庭处长表演了出来，他是学谁像谁，表演的惟妙惟肖，谁看了都笑。这一段几乎成了505成立初期的一个段子。 张栋: 张栋处长是个生动的人，脾气好，肤色黑，长着一对圆眼睛，走路八字脚，上班时爱怀抱大公文包，处长们在一起就逗他。那时候有个电影叫“新局长到来之前”，说的是有个怀里老是抱个公文包的牛科长，不知道新任局长已经来了，美美的，没把看上去不起眼又没坐车，步行而来的一个“普通人”当回事，他以为这个“普通人”就是个普通人。可是当知道这人原来就是新任局长时，立刻老实了，大家逗乐子，叫张栋处长“牛科长”，怪他煞有介事地抱个公文包。张处长也不介意，听众处长们调侃，呵呵一笑就过去了。 刘善庭: 文化处长刘善庭原是九师宣传科长，非常善谈，活泼，爱说笑，爱唱现代京剧，尤其是座山雕那段。学起个人来，学谁像谁;常常把我们几个处长逗得捧腹大笑。他个子不高，长得英俊，尖下颏，笑起来嘴边一对小酒窝，我们都觉得他当这个文化处长再合适没有。不知道他怎么知道了我分《參改消息》故事，他把我，老吕，宣传处长三个人“演”得惟妙惟俏。他说，老丁，咱们俩是小处长，排队向后，唱戏的时候，要向前，大嗓门嘛。我们俩嗓门都大，也都爱唱戏。不同的是，他唱的是新戏，我唱的是老戏。但不管新旧，都爱唱戏，我们俩自觉是比着别人多了一份“同语”。 白宝玉: 白宝玉是秘书处长，不爱开玩笑，文静，有能力。苏超副政委和政治部徐主任很看重他。我们之间的往来，开始比较生疏，后来，文革时期，机关有人“无事生非”，查他的出身成分，他爱人在地方工作，被贴了大字报。我们支左办(的同志)做造反派的工作，也在暗中保护干部家属，限制造反派的行动。渐渐地我和白处长接触多了，加上在大连，我家和白处长(包括刘善庭处长家)做了邻居，就熟起来。 宋海清: 组织处和青年处本是一个处，后来分成两个处，(再后来青年处取消，又合并成一个处了。)我是青年处长，组织处长是宋海清。他不善于讲话，我们两个处工作接近，处长之间，自然走得近，下工作组，写材料，特别是当时部队创“四好”(连队)，抓典型，他会叫我下去，我爱往部队跑;他对我像个老大哥，他的话，我也听，愿意多分担一些文字工作，在处长里，我们的工作，思想比较接近，个人关系好，工作协调也好。文革时候，他到了北京，他对我们说是“伺候”红卫兵去了。不久，回到部队，为了加强大连留守处的工作，调他去留守处当了处长。 冯进祥: 保卫处长冯进祥，聪明，在保卫工作上有办法。我们一起支左，配合得很好。他管组织，我管宣传，他在背后出主意，点子，我认为对，就去做。我们两人，一人在前，一人在后，互相配合，没有计较，对工作，对地方干部使用方法，都能说到一起。他这个人也讲义气。1968年底，上级提名，他成为九大代表，在1969年4月到北京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党代表大会。 军务处长吴杰: 1965年文革前，全国先是搞了“四清”，也叫社会主义教育。毛主席写了“人民公社前十条”。军队为了学习这前十条(“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三个师的各连连长指导员分几批到505集训。我任集训队指导员，司令部军务处长吴杰任队长，另有几个教员。吴杰处长大个，面红鼻高，像个老外。几个月集训队的生活，我们配合得很好。集训队结束，他调到12师。离休后，住总政第二干休所，我从沈阳军区回来，进了总政第一干休所，我们彼此探访，觉得真是缘分不浅。 48号家属院来历 兵部会议结束，我顺便把家属从北京搬到辽阳。同车箱的有吴杰处长家，纪处长家，杨洪田家，任筠家，许怌扬家，陈继云家等。我们这些家乘同一趟列车离开北京，前往辽阳徐网子。辽阳徐网子是505的一个临时家属院，沈副司令说:这个地方不好，又小，要找个好一些的地方安置干部家属。沈副司令不善说，但为人诚恳，对部下很有感情。他找到他原38军老战友，沈阳军区的江拥辉副司令员，江拥辉副司令把大连48号大院，通过沈副司令批给了铁道兵。原住48号院的沈阳军区通讯团搬出，该地从此成为505部队家属基地(留守处)。这个消息我知道了，在哈尔滨去见老吕时，告诉了老吕。老吕从哈尔滨林业总局回到部队，他的家属就到了大连，是505最早搬到大连48号院的家属之一。 吕新川: 1965年，还发生了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决定了原会战指挥部秘书处长吕新川的命运。 1964年的总结报告是秘书处写的，老吕这个时候已经因病向组织提出了病休和转业的要求，具体去向是哈尔滨林业总局。那个时候林业部与部队一处办公，位置仅次于副部长的哈尔滨林业总局长张世筠，虽然没有在会战指挥部工作，但因为参与了大会战，与部队同志很熟络，老吕转业去林业总局得到了张局长的欢迎。不过由秘书处写的总结报告没有提到在505部队未形成和大部队没来之前老吕在联合办公期间所做的大量工作，我认为不妥，提出了意见。 我说:总结报告为什么不提吕新川同志?他做了很多很好的工作。在联合办公(军队和林业部)期间，办公室和政治部工作基本上都是他一个人做，人都累病了，不该一字不提。 宣传处长说:这是以前的事。以前过去了，没必要提了。宣传处长的话在政治部处长间引起一些反响。这些反响到了苏副政委那儿，苏副政委说:做总结嘛，做过的工作要提，有成绩应该肯定。军地合起来办公，他确是做了不少工作的。通过这次总结，苏超副政委对老吕的工作和为人有了了解。 我从苏副政委那里接受了一项任务: 1965年是大兴安岭会战的第一年。在从嫩江去往加格达奇的路上有一座叫朝阳山的山，这座山像《移公移山》里说的太行、王屋山一样挡住了通往南北两端的路。在工程上，战士们习惯叫它“卡脖子”工程。也就是说，火车从嫩江开往加格达奇北，受山的阻扰，通不过去。我们的部队要从山上开出路来，看施工图纸，这座山是一个大洼沟——凿出隧道，填充洼沟，铁路将从这里经过，再向北前行——这个路段是三师的路段，任务也是三师的。 1965年6月30号的凌晨，正施工的三师十三团隧道冒顶，16连副班长张春玉同志被巨石压住，伤势很重，有一位战士当场牺牲。还有一位战士因被张春玉推向一边，无恙。 张春玉救人负伤三个月后，苏超副政委从部队回到机关，欲亲自看望张春玉，但其他首长都在部队，苏超副政委的工作无法脱身，他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说:交给你这个青年处长一个任务:代表505首长去哈尔滨看望张春玉。去了解一下张春玉同志有什么困难没有? 接受了任务，我乘当日火车赶往哈尔滨。张春玉同志住在哈尔滨211陆军医院。我在211陆军医院先见了三师十三团政委郭荣民，三师派他在政治上照顾张春玉，师政治部文化科长边学德也在。边科长苏州人，长得魁梧，戴个眼镜，到哪儿大家都容易把他当首长，他做派像。郭荣民一一介绍，带着我见了躺在床上的张春玉。 我对张春玉说:“505首长很关心你，派我代表他们来看你。你怎么样?治疗得如何?是不是很好?”他和郭政委、医生都说:手术很成功。但是，三个月了，腿还不能打弯，是直着的。 我问:“有下一步的治疗方案吗?” 他们回答，正在分别和沈阳军区总院，西安解放军四医大医学院联系，希望通过治疗，腿能弯曲。(实际上这个问题一直没有解决，张春玉同志的腿一直不能弯曲。) 我说:“首长说了，当前要做的就是千方百计治疗，不惜一切治好。哪里有好的方法，或请来，或去治疗。还要休息好，不要劳累。” 正在这个时候，黑龙江，社记者，杂志社记者几家新闻单位来采访了，还排着队。我问:“要采访吗?会影响休息吧?” 郭政委说:“是联系的。要来采访的。” 我问:“谁联系的?” 郭政委说:“边科长。” 边科长这时候说:“是我。号召学习嘛。新闻单位来了，不能得罪嘛。” 我转问张春玉:“这些天都做了什么?会觉得累吗?休息好吗?”张春玉诚实地回答:我总是要认真想问题。认真想说什么?怎么说?” 我想了想，对郭政委说:“首先保证张春玉同志休息好。采访这件事，我回去问首长。” 边科长和郭政委强调:张春玉是个英雄呀。意思是:不可以现在就采访吗? 我说:“我的意见是:他正在治病，就治病为主。至于今天来的记者，可以先婉言谢绝，我回去向领导汇报后，把意见转达给你们。”临走前，我对张春玉同志说:“调解好自己，治病是第一位的。自己的事 慢慢想，想起来让郭政委，边科长帮助记下来。” 离开哈尔滨之前，我还做了一件事:抽时间去看望了吕新川。 老吕一家这时住在林业总局的招待所。林业总局的张局长知道吕心川要转业到林业局，就要老吕先去林业局看看，老吕一家便因此住进了林业总局招待所，吃住都在一间大屋子里，在我看来条件不好，很难。 老吕的爱人见到我直接说条件不好，怀念部队，还流了泪。老吕问我:“老丁你看我这个情况该怎么办?” 我说:“这里离部队远，部队想帮助你解决困难都帮不上。回部队吧。家属留守处已经定在大连，你可以去大连疗养。” 他说:“这当然好。” 我说:“就这样吧，别再要求转业了，回部队，我回去跟首长讲一讲。” 回部队后，我向何司令，沈副司令，苏超副政委汇报了张春玉的治疗情况和记者(采访)的问题和处理。首长们肯定了我的处理，问我认为怎么做更好?我说：“我感到有十三团政委陪同张春玉就可以了。张春玉同志应该继续看病治疗，其他人不可以从伤病员身上捞资本，借着战士流血，出自己部队的名。” 我向首长提议，由三师政治部组织写作小组，到基层连队搜集情况，调查了解，写成事迹材料，上报党委，该往上报道的报道，该给予名誉的给予名誉，该给称号的给称号。这些都要由部队党委来领导，不可以个人名义向媒体搞联合。” 苏超副政委马上表态说:“你没有白去，了解了情况。你起草一个电报，张春玉要先治疗。不要影响张春玉的修养。事迹要由三师组织报道小组来写;让边科长马上回部队，留郭荣民在那里;张春玉的事迹先不要向外报道等等。”我拟好电文，给苏超副政委看过，他说;“嗯，你拟报水平还挺高的嘛，全发照发。” 苏副政委的指示很快由505政治部宣传处通知到三师宣传科，电报211医院，通知边学德科长等返回部队。三师政治部很快组织了写作小组，张春玉也由211陆军医院转入沈阳军区总院继续治疗。1967年5月15日《》，《解放军报》先后发表了“‘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硬骨头战士张春玉”的长篇报道，国防部命名张春玉为“硬骨头战士”。铁道兵机关在次日召开庆祝大会。全军全国开始学习张春玉。 苏超政委很实际，他交代的事，你办了，他马上就表态。他听属下的汇报，一句话不插，一边听，一边记，汇报完了，他立刻给意见。他在处长里面威信很高。我向首长汇报了看望张春玉的事情后，又对三位首长说:还有一件事需要向首长汇报，在哈尔滨，我到林业总局招待所看望了吕新川同志。吕新川同志一家住的条件很差，生活也困难，他要求返回部队，让我把他的意见带给首长。 苏超副政委关切地问:“你觉得怎么样?” 我说:“那个地方离部队远，照顾不到，我也认为他应该回到部队，家属去大连，比较合适。”苏超转向两位司令说:“让他回来吧，家属去大连。”沈副司令说:“应该。对干部照顾不好，影响也不好。”何司令说:“就这样处理，通知他，让他回来。”很快，老吕就返回部队了，还在505政治部工作。这时候已经是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很多年后，我和吕处长再谈起这段事，吕处长对苏政委充满感谢。我曾带十四师工作组到杭州学习硬骨头六连。(铁道兵带队的是齐副司令，政治部副主任李清德，司令部梁副参谋长)学习完住上海沧州饭店。听说苏政委在上海一家医院养病，却没人去看望。我听说了，赶到医院。苏政委很感动，说你来看我，我很谢谢你。他很感慨，说:需要我打头阵时找我，现在不需要了，就不来了。苏政委指的是文革初期，兵部的小帮派，先揪了崔田民，齐副司令等。当时师政委们正在兵部开会，听说这事很生气，由苏超发起，主持，徐诚之执笔给中央写了信。可是不久，铁道兵就追查，这事是谁主持的?本来要调他到兵部，结果却平调到西南指挥部继续当政委。他很伤心，说工作上哪有困难都叫他去，结果呢?首长的感慨，我插不上嘴，可是我很高兴有机会向首长表达了我对他的敬佩。 支左和建设林区的日子: 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505根据中央精神，成立了支左办公室。吕心川任支左办公室主任。负责收集和处理文革发展的情况。大兴安岭地区文革“来”得晚，1967年初。部队抽出了一些同志去北京红卫兵总部工作，宋海清处长去了，那时红卫兵在大串联，按宋海清处长的话说:“伺候”完红卫兵，宋处长返回到505。 加格达奇情况特殊，造反派起来的时候，地方领导跑到505躲了起来，群众(大部分是造反派)到部队要人，要拉回去批斗他们。别的地区也有这样的事情。这时，毛主席提出了部队“支左”的指示，到学校，到有群众的地方支左，抓革命促生产。 505政治部抽调我，冯进祥，周逸隆三位处长到特区政府，我负责宣传，冯进祥负责组织，周逸隆负责生产。 505司令部参谋长宋瑞璋直接领导我们三人，他手下还有一个办公室，办公室主任是吕新川。宋参谋长直言不讳地说:我们的工作就是保证林业生产不能停。 三个师也分别抽调干部参加支左。支左工作很忙。我们白天到地方了解情况，发现问题，处理问题，晚上回来向参谋长汇报，由参谋长定夺。这个临时抽调组织的团体，虽然离开部队，也相对简单，几人都是工作第一，直来直去的脾气。我很神气，觉得才华可以得到展现——造反派一闹，地方管不了，就找我和冯去。我们常给造反派讲课，让他们学习，他们批斗干部要得到我们的容许和批准。我们也组织地方干部学习，他们学的很认真，因为学到的理论可以用来对付走资派。 一次一个造反派头头跳起来说:“为什么要听你的?才不要听你的，我们要搞巴黎公社。” 我说:“你要搞巴黎公社，你知道什么叫巴黎公社?”他一下卡壳了。他说：“也可以不搞巴黎公社了，但是我要斗争特区区委书记聂涛。” 我说:“聂涛是特区区委书记，怎么是你想批判就批判的?对他的批判要有上级党委的批准。” 他说：“那我就跟上级党委谈话。” 我说:“聂涛的上级党委现在就是支左办，你不用找别人谈话，跟我谈就行。但是，我不会同意你的做法。” 文革开始，聂涛同志一直跟着我们，我们不仅保护他，还让他第一个就参加了“三结合”出来工作。(当我已经离休，在林业部工作的聂涛同志找到我，几次试图说服我到林业部所管林业大学工作，职务是正式编制的政治系教授，房子，工资，教授待遇一应俱全。盛情难却，也很诱惑。但是思考再三，我还是拒绝了。载酒问字，择善而从，我需自知之明。可是我万分感谢地方同志的赏识，知我者，莫如此也。) 我们对支左的理解从最初稳定局面，过渡到各派大联合是当时最主要的工作，只有大联合，才能组织起革命的“三结合”。怎么联合?谁跟谁联合?那些联合了又分裂了，哪些分裂又跟别的造反派联合了?反反复复，复复杂杂。晚上开会的时候，我们一个一个介绍，分析，研究;宋参谋长根据我们汇报的分析，研究结果，给出意见，他很慎重，有魄力。因为哪个地区或单位联合好了，哪里就稳定，革命生产就有成果。众所周知，文革时期，大兴安岭的局面基本是可以控制，是稳定的。 联合了就可以发动群众，就有条件搞联合，搞“三结合”，就有了力量，就要解放干部，解放干部就要结合进领导班子，就能抓革命促生产。 宋参谋长组织得好，周到，大兴安岭的建设和生产在文革中没有耽误，是与宋参谋长的领导分不开的。他会用干部，尊重我们的意见，善于把我们几个人团结起来，他也了解我们每个人的特点，性格，使用得当。他还是一个原则性强，政策把握准确的领导。特区政府下设三大部，他就让我们三人分管这三大部，宣传方面是我，组织是冯处长，分管生产的是周处长。他统筹全部，掌握原则和关系，把特区稳定，安全(不要闹起来，)作为主要工作，他的意见，意图，通过老吕传达给我们。他这个办公室主任选得好，上情下达抓得很紧，从没有马虎。所以，大兴安岭在文革期间，没什么武斗，对干部的解放，使用也比较好。同时，宋参谋长还负责修路会战工程，他经常召开现场工作会。我后来到了三师，宋参谋长下部队，有实际内容，懂业务。我们几人很佩服他，愿意分担他的负担。 505是施工单位，不参加“四大”: 我们常说共产党人革命，是不搞水泊梁山那一套的。但是领导的知人善任，却是下级施展能力，全心、放心工作的前提。 文革时，505主要领导干部到北京学习，机关工作由沈副司令和徐主任主持。505是军机关，又是施工部队，不参加文革“四大”。但是总有个别人搞个人意志，“剑走偏锋”，不遵守党委要求，首长说话不听，徐诚之主任努力排除干扰，加强部队建设、有效保持施工速度。 我替沈副司令在老吕的手术单上签字: 我们几人每天上班的时候，有事没事都会到支左办公室转一圈，有事就即刻办理。下班后有事没事我们也会溜达一下，碰个头，尽量多做工作。 一个星期天的早上，像往常一样，我到了支左办公室，吕处长在，他脸色很不好，手里抱着暖水袋暖着肚子。 我问:“你脸色不好，胃又疼了?” 他说:“是。” 我说:“找医生看看吧。” 他说:“星期天哪有人呀?算了。” 可是他脸色实在不好，我给64医院打了电话，接电话的是外科主任，姓关，我讲了老吕的情况，请医院派人来看看。来的是关主任。他检查了一下，怀疑是胃穿孔。从64医院到支左办不远，但也有些路，我马上要车送吕处长和关主任去医院。到医院一检查，是胃穿孔，要马上手术。 关主任说:“术前需要家人或亲人签字。” 吕处长的家属可是在大连呐!事不迟疑，我电话给机关最高首长，接电话的是沈副司令。沈副司令听了，简短地问:“你在哪里?”我说:“我就在医院。”沈副司令说:“你替我签字，马上手术。” 这一刀下去，吕处长的胃切去了五分之三。切下来后，关主任拿来给我和老吕看，切下的部分颜色很淡，关主任说:不是很好，幸亏发现及时。我就这样无意救了老吕一命，事后很多年我们之间都会聊到这件事，用他的话说，他的命需要我老丁救这一劫。 后盾: 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可以总结出很多原因，主要的可以用八个字概括: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不坚持独立自主，不搞自力更生，革命就失利，这在中国革命的早期，在中国建国的初期都有过沉痛的教训，付出过沉重的历史代价。这也可以解释我们党的干部对和平的珍爱和对和平有着革命的自觉，深入骨髓的危机感的原因。 从1969年九月到1971年间，三师师部驻扎在塔河。三师修筑的铁路从塔河向北，直到樟岭。这里是边疆，是“防苏”的前沿。 从上世纪60年代初起，苏联不断在中苏边境挑事端，1967年苏联又在黑龙江流域西北部的吴八老岛挑事;1969年珍宝岛事件爆发。 这时，大兴安岭军分区在吴八老岛周围布防了一个边防团，而三师已经将塔河至樟岭的铁路修到了中苏边境的古莲，即漠河，全程120公里。这120公里铁路的修筑，没有大机械作业，主要工具还是钢钎、铁锤、铁镐、铁斧、铁锹、小推车，自己生产的雷管、炸药，土法作业，愚公移山。这时候的苏方，并不清楚中国是否已经开始了对黑龙江以北中国疆界一方原始森林的开发(尽管早期对大兴安岭的勘察有苏联专家的参加)。 从1964秋天开始到1969年底，5年时间，铁路在林子里已全线开通，谁又想到密林里神不知鬼不觉曾屯兵8万!而且，在施工最忙的时候，我们也没有放松过练兵，出操，军训，打靶，拉练..铁道兵虽然是专修铁道的兵，但是也是兵!只要祖国需要，铁道兵随时能上战场!这一点决不含糊。那个时候，打鬼子的八路还算不上老，大部分老八路在，老红军也健在，谁敢蔑视?! 在1969年珍宝岛自卫反击战的时候，我们的部队全副武装，几天几夜，随时准备上战场。所以我们的部队特别硬气，我们的战士也特别硬气。我们当兵为什么?为保家卫国，为人民利益!我们是什么兵，铁道兵!我们开发大兴安岭的目的其中就有保卫边疆的任务。 我们的备战备荒，我们的战士平日开山修路，不怕艰苦的作风，在友军中很有名望，也知道铁道兵原来是战斗部队，干部资历老，又是一等师。一个师五个团，两三万人;一个团四个营，四五千人，一个营四个连，一个连四个排，一个排十五个班，都是加重的。每个团有直属特务连、通讯连、运输连。团后勤人员，相当一个三三制团的人。有时候，一个团就有两个汽车连。团卫生队长职务正营，卫生队人员可以组成一个连，有的医生是正规军医大学毕业，专业技术能力不错。 所以，把守吴八老岛附近的军分区和边防团领导这样对他们的战士说:没关系，打起来，我们后面有铁道兵的一个一等师(加强师)!这是一支有作战经验，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过得硬的部队!那时候，军分区跟我们的关系很好，他们把我们当后盾。同为军人，让我们自豪！ 平调: 1969年11月，505领导和505机关干部有了很大调整。首先是司令何辉燕在文革初期就被召回到兵部，继续任铁道兵副司令。他的被召回，连他本人都知道是被叫回去挨批判的。可是这位受人敬重的老红军，以严肃的革命态度对待群众运动，老老实实地回去接受批判，即使许多事根本就是子虚乌有，“群众运动嘛。”他说。他也由此再次成为我心里的老英雄。副司令沈鸿霖此时调石家庄铁道兵学院副院长。政委苏超任西南指挥部政委，政治部主任徐诚之调兵部任铁道兵政治部主任。张燕副参谋长，总工程师马继慧，后勤部长张佩奇，副部长陈继云、刘辉，后勤政委冯援都调出505另有任用。处长们也大有变动，组织处长宋海清到嫩江农场任副政委，吕新川任嫩江农场政治部主任;干部处长隋学冉调13师副政委;宣传处长梁清调任六师副政委;秘书处长白宝玉任铁道兵天津办事处主任;保卫处长冯进祥任6师副政委青年处长丁宪邦调三师15团任团政委。人家都高高兴兴，马不停蹄上任师职，唯我平调。对比明显。大家议论纷纷，吕新川等处长，找505新任领导反映对我的使用问题，为我抱不平。后来告诉我是因为我档案里有的“骄傲情绪”影响了我。领导犯主观主义，只看档案，先入为主，我怎么办?我大概只有保持党员的责任，到十五团上任，继续与高寒作战。 代表组织跟我谈话的是新任505司令的张司令。他说:15团是个出了名的落后团，干部战士都不愿意到这个团去，你去了要解决落后的局面，505党委对调你去15团是抱有希望的。这样的调动安排也是让你到基层锻炼。在他与我的谈话中没有问到我的意见，我自然就什么也没有说。只是表示:作为党员，我服从组织分配，尽快到三师报到，去十五团工作。十五团因落后出名，常年完不成工作。团长是才从三师作战科长提起来的陈设，组织上跟他谈话是说:调他到15团加强落后团的工作。政委，团长两人工作，一个是“到基层锻炼”，一个是“加强工作”，我们两人的“待遇”可见不同。 那个时候，干部平调在一般人的眼里不是这个人工作能力差，那就是犯了错误。这两者都跟我不沾边，可是背后的消息传到我妻子的耳朵里，我们家才从加格达奇搬回大连，她家还没有安排好，就匆匆从大连赶到了自然环境极艰苦的西里尼区域“362“。 她见面就问我:“你没有做过对不起组织的事吧?”“那怎么能!”我坚定的回答。她说:“那就好。不要考虑职务，只把工作做好，接受组织考验。”她说， 她就是担心我会有情绪，家没有安好，孩子没安排好，就匆匆赶了来。她正准备回去的时候，警卫班的战士说:车站下来一个小孩，说是来找爸爸妈妈的。 是的，我的小女儿来了，她那时有十来岁，拎着大包小包像个逃荒的，还把家里养的鸡也带了来！从大连乘火车到362，中途在哈尔滨和加格达奇都要倒车，行程几千公里，她一个孩子就这么来了!我知道她怕鸡，摸都不敢摸，却把鸡也带了来。 她说:一路上，一半时间鸡是饿肚子的，鸡们都瘦了。这一路上她可吃的挺好，几乎花光了她妈妈留给她的钱。 女儿的到来使我妻子同意了在这里再多待一段时间，可孩子得读书，这里不仅没有学校，更没有老百姓。我只好请两个技术人员，一个教教她数学， 一个教教她语文。也只是这时候我忽然想我是不是太不顾念妻子，女儿?我的一个决定可能会影响她们一生这样的想法在我的思想里只是一闪而过，很快消失了。小鸡们送给了炊事班，很快它们就长得又高又大。炊事班的战士在听说我妻子和女儿要走的时候，把鸡做成了小鸡炖蘑菇，请她们吃了再走。 革命理想坚定我对党的忠诚: 对于这次工作调动，要说没有想法，这不可能。我对于主观主义的领导很有意见，但是我妻子对我的信任和支持很大程度上鼓励了我:不发牢骚，不讲怪话，不灰心，无论别人怎么看我，议论我，那是别人的事。我身体好，有文化，有脑筋，我的职务没上去，但我的组织能力，认识问题、分析问题和思想水平的能力，就是(比你们)高，我有这个自信!到部队是要解决问题的，你把我放到哪，我都有这个本事，有能力找到问题的关键点，去发现，去解决问题，把兵带好，把部队带好。我曾在罗荣桓，肖华，钟汉华、史进前这些首长身边工作，知道他们是怎样无计较地为党工作的。在别人眼里，他们的工作生活是故事、是出现在新闻和报纸上的人物。我曾在他们身边工作、学习，他们对革命工作的态度和人格魅力训练了我勤勤恳恳听党的话，对错误任何时候都给以不妥协的斗争，以维护党的利益。我开始期待我新的工作，依着我对部队生活的了解，估算可能会遇到的第一个困难，以及面对困难应该有的态度、解决的方法既然十五团是一个完不成任务的团，是一个干部、战士们都不愿去的团我的责任就是和团里的干部一起改变它! 陈设团长是个不错的同志，我们两个人分工明确，他主抓工程，我主抓思想。但我首先要了解十五团的工程：十五团部当时驻防在“362”，362是团部驻地的名字。(这三个数字，来自图纸上的一个标号。待火车从这里正式通车，362将不复存在。)362座落在一个小山坳里，几排小房，很多顶帐篷。这里原是六师师部驻地，六师撤出大兴安岭，三师十五团部接管了这个地方，任务是个二期工程。二期工程主要是起道，用石渣、片石对线路进行再修理。 接到去15团的调令，很快我就到了十五团。那年的冬天很冷，大兴安岭的每个冬天都很冷，我记忆里的这个冬天格外冷。我穿着冬装，棉鞋也换成了大头鞋，拉下帽檐，外穿皮大衣，顶着从西北方刮来的风，走在拉下整个团工作进度的二期工程路段上。 走在我身旁的警卫排的战士说:路两边铁轨和土冻在一起啦起不了道政委，不是不完成任务，是完不成任务路基的不平无法处理拖了工程的后腿警卫员的话被风吹的断断续续。但我还是听出来了他的解释和期待。 我豁然感到了一份实在的压力在我胸口上，用什么样的方法激起这支部队的激情，干劲和信心呢？以往的一段记忆一下冲到我的眼前:我曾荣幸的参加过十三陵水库的义务劳动。参加十三陵水库义务劳动的人真多，工地上很多人在挖土，、挑担、推独轮车、手推车……，真可以用人山人海，往来穿梭来形容。在人群中，我看到很多总政的领导，也看到了罗荣桓将军，肖华将军，他们都在人群里就像一个普通的军人。忽然有人轻声的，然后高声的呼喊起来:毛主席!毛主席来了!“毛主席万岁!”工地上沸腾了，我觉得我手上的独轮车跑得飞一样快! 这一段忽然而至的回忆，使我的心，我的情感豁然开朗起来!我是一名党员，在顺利的情况下，不利的情况下，我首先都是一名党员。我要学习的就应该是用这样的热情，去相信我的战士，去鼓励我的部队站起来。我觉得我有办法了!我的心热起来，我很想亮一下嗓子，唱上几句——这个爱好，还是在南昌的得到的——南昌在以前可一直是(南方)一大城、重城。江西军区就是一个二级军区，江西警卫团就是一个师的架子，团长原来的职务，是一个师的师长。我那时不到20岁，在警卫团三营一连当指导员，负责南昌市的安全和警卫，那时候战争还没有结束，剧院异常活跃，全国的剧团都有来南昌，剧院也就成了我们保护的重点，各大剧院都请我们去维持秩序，我的连当时住在一个大地主家，他家里有留声机，唱片几乎全是京剧唱片，梅兰芳的，马连良的又因为戏里的故事都是中国历史的经典故事，这些故事我都知道，都喜欢。唱片唱，我跟着哼哼，就是把故事唱成歌嘛。我觉着很简单和新奇。后来体验出我不仅可以唱，还可以模仿，唱的跟唱片里一样，我开始有模有样的模仿，渐渐地我对声音，唱腔有了分别，我尤其喜欢马连良的戏，喜欢他的唱腔，也听他的戏，更多模仿他的唱腔，渐渐地我学得惟妙惟肖，那些戏文，一个折子一个折子我都会。一次铁道兵京剧团到部队慰问演出，我负责接待，我一出口，他们还以为我也是专业出身，至少是个高级票友，吐字字雅声圆，有马派的味道。这让我高兴了很久，也让我知道了我唱戏的水平，虽然我的师傅就是一部“留声机”。自会了京剧，只要高兴，我就会唱上两嗓子，直出胸腔，自得其乐。这会儿我就自己打着点儿，顶风唱了段甘露寺:“上得船来，好一派江景也!”然后西皮原版转流水:“汉刘备坐舟中心神不定，分明是那东吴又把计生。转面来再对四弟论，此一番过江去见机而行。”直唱得我心中鼓荡起千般情感，最振奋的就是对党的热诚，心里是那般轻松，宽敞! 上午十点来钟了。冬日的阳光逐渐开朗。我让警卫员把他的排长叫到我的办公室，我加快脚步，我要在警卫排长到我办公室前，赶回办公室，我在认真观察、了解、分析之后，做出了决定：十五团工作的转变，从机关开始。机关工作作风要改变，要有朝气，要斗志昂扬。 警卫排长很快就到了。我让他通知全排(在家)的战士每人拿着镐刨需要修补的路基，因为最表层的冻土比下面的冻土情况好些，至少“遇得到”太阳。虽然这时是寒冬，但中午还是有阳光的，我们可以每天刨去上面一层，一点一点，达到工程要求的层面，就可以修复表现出不平的路基了。我给这个办法起名:“化冻法”。 我统计了一下，司政后机关干部有100多人，我带头，每天每人在太阳出来后都要出来参加义务劳动，义务劳动的内容就是刨地，今天刨一点，明天刨几分，慢慢就有速度，干的就快。很快，路被“提”起来，压路机再压下去，虽是义务劳动，可是我带头干，没人有怨言，每天干三四个小时，基本是轮大镐。以我刚40的年纪，身体好，不怕累，干的动;10天的路段起道任务，我领着机关干部几天就完成了。同时，我一分钟不耽误，到部队找干部谈话，全团干部，包括连队的司务长，我一个不拉，逐个谈话，了解情况，以调动起每个干部工作的积极性。 (那时候)铁道兵团一级的编制是“三四制”。十五团就有四个营，每个营三个连，每个连四个排，(每个排三个班)加上直属部队的特务连、后勤直属连，汽车一连、二连，修理一连、二连，給水连，外加卫生队。卫生队的编制和一个营差不多，干部有正副队长、教导员，医生、医生助理、护士。每个营都是四个营级干部，正副营长、教导员，还有助理员、书记等。全团20多个连队，每个连九个干部(加上司务长)，全团300多名干部，我逐个与之谈话，我很快熟悉了干部们。我问他们的家庭情况、婚姻情况、工作是否顺心?工作中遇到的主要困难和被困扰的问题是什么？那时候是个人争五好，单位争四好的时候，干部们都有很强的上进心。渐渐地我找到了问题的主要方面:每个人都愿意去争取进步，个人有困难不暴露，不讲；婚姻方面的问题更不愿意讲，工作有困难左右为难不能讲，长期放在心里，工作没劲头。 上级每年有一笔救济金，按干部工资的5%拨到团里，这笔款是部队的福利费，只许专款专用，不许挪作他用的。也就是说，这是给生活困难的同志的救济金，每月每年都有，花不完不用上交，可以留作下一年和新一年的加起来一起用；15团账面上的救济款已经积累了百十来万。可是从我了解到的情况，很多干部家里都有经济的困难，但是却得不到这笔国家已经拨给干部们的补贴或叫做救济。我和团长商量，有这么一笔钱放在账上，为什么不专款专用花在干部身上?这叫什么?叫重结余，轻使用。导致哪个干部向团领导伸手要了，就批个几十块或百八十，这种现象拖久了，就出现了“恩赐”，说这个首长批的多，那个首长批的少，这个首长好说话，那个首长不好说话等等。本来是组织的救济，却成了个人恩怨。我和团长统一了意见:干部们是好的，评困评不出来，互相相让，这是保持了我军好的传统，却也反映了团主要领导缺少对干部的彻底了解。我们要主动帮助干部，逐月、年分批分期救济，不是救济哪一个人，而是整个干部，适时适度地把这笔款花出去，一分不少地花在干部身上。我们召开了团党委会，一致通过了以上的意见，而且我们立刻就做。 这下几年没有解决的，年年完不了全年工程任务的困难局面一下得到了改变。在1970年，落后的，没干部愿意来的十五团提前两个月完成了全年的任务。 团长在年终工作总结时说:今年为什么完成任务，特别是提前完成了任务?重要的是干部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也有人说，这也没有什么，是救济金刺激的。我不这么看。我说:救济金本来就是上级组织的关怀。没有让同志们感受到组织的关怀，是主要领导干部的失职。关于这一点我坚持我们做k法的正确性。 在和干部谈话过程中，了解到影响工作特别是工程进度还有一个原因:连队干部缺员严重。连队干部要探家，有时候连长在，指导员不在，或者指导员在，连长不在。连队干部缺员，自然连队工作受影响。要保证连干部探家的权利，又要连队工作不受影响，这之间有没有一个好的良性的解决办法?有。机关干部要下连代职，或蹲点，保证连干部始终在位。连干部不缺乏，满员，战士高兴，工作好做，机关干部的工作也活跃起来了。这个“顺手”解决的干部缺员的情况使我和团长都很受鼓舞。我和团长总是可以很好地研究问题，合作地解决问题，团里的工作逐渐活跃地开展起来了。 十五团工作的变化，通过工程进度表，报到师里，师里上报505，505新任司令员张云山和政委张治安带着司政后三大部领导到了十五团，来十五团开现场会。会上，我见到了老首长宋瑞章参谋长和原三师政委、当时已就任505政治部主任的席华亭。他们说，他们对我调到十五团都报了很大希望。现在十五团搞好了，代表他们当初的做法是对的。他们非常高兴，就确定到十五团开现场会。三师团以上干部要来，九师团以上干部也要参加。这个现场会很大的鼓舞了十五团干部战士的士气。 我在十五团工作了不到一年，兵部干部部长王徳阶同志经三师介绍到我团了解干部情况。他问到“如何找到改变十五团的根本?“我把逐个与全团干部谈话、救济金发放、机关干部下连蹲点代职补缺连干部临时缺员等工作向王部长作了汇报。王部长听了当即表示:像你以这样的方式去了解全团的排连情况，了解的这样清楚，问题解决的具体，在铁道兵团政委中，是头一份儿。很快我接到调令:调任三师政治部主任。很久以后，有人告诉我，这与王部长回到兵部力荐有很大关系，也包括505张政委的首肯。也许吧，但是从我的经历里，党组织是不搞任人唯亲的。只要被发现，就会被使用。有人对此不以为然。总是我怎么样怎么样，我凭良心办事，却没被上级发现等等。其实，作为党员，凭良心（为人民）办事不够，良心不够大。 上任两件事: 我到三师政治部上任的第一件事是把十五团卫生队卫生员李南范调回师医院，提干为医生助理。李南范没有任何医学院深造，或是参加过军师级教导队的背景，但他有祖传中医这一技之长，更有为战士干部服务的热情。他当兵后因为接兵的同志知道他有家(祖)传中医专长，新兵训练结束，就送他去了师医院。可是师医院不重视中医，也就不重视他，把他下到了十五团。我在十五团得了个手抖的毛病。工作越累，越休息不够，手在写字时就有点抖。团卫生所长建议让一位叫李南范的卫生员给我号号脉。 李南范是个鲜族战士，因为生自中医世家，诊治，开方子，很有两下子，从师医院到了十五团，他也没包袱，机关干部战士有个头疼脑热的，都爱找他診診脉，他写个方子，吃两味草药，就能好。战士叫他神医。李南范个不高，长的大刀阔斧，敦敦实实，很有特点。他的年龄比一般战士偏大，果然对自己的中医术很有自信，他给我把了脉，开了个方子，说了什么，记不清了。药我吃了，好了，就没再吃。也许没有坚持，手抖的毛病就没有彻底好，但我记住了这个战士。他常常不计较时间地为战士把脉，看病。部队常年在严寒施工，很多战士很年轻就有了腰腿关节疼的毛病，严重的关节红肿，有的手指无法弯曲。还有的冻伤很重，冻坏了手脚脸鼻子耳朵的都有，李南范开个方子，吃几味草药，轻的好了，重的有好转，他很愿意用自己的一技之长，为部队服务。 我到了师政治部，我对他说:你能用你的一技之长为部队服务，很好。到师医院吧，到更大的地方，为更多人服务。为给部队留下这个人才，我破格给他提干，他很高兴，也很努力工作，为师医院办了多期中医培训班。 第二件事是我把全军硬骨头战士张春玉从师医院分管党团工作的副院长，調到政治部组织科任副科长。他在这个职位上工作到转业。 在十五团我就知道张春玉在三师师医院当副政委，我调任三师政治部主任，第一个去看望的人就是他。我知道他残疾了，心里很记挂。很想了解他的身体和工作的情况。他见到我很高兴，话才开了个头，他直言他很苦恼。在师医院，他分管党团工作，无论作为分管这项工作的副院长，还是作为有着英雄称号的党员，他都很愿意把工作作出成绩。但是他没有办法开展工作，院里主要领导为难他，对他抵触很大，张春玉反映的情况和我了解到的情况是基本一致的。 我当过青年处长，青年处主要负责的工作就是党团工作。因为青年工作这时归并到了组织部门。我征求张春玉的意见，我说：“正好组织科缺一个副科长，你的身体是否适合来做这个副科长的工作?”张春玉很高兴地接受了。张春玉是个英雄，对工作有强烈的责任感，对党有深厚的感情，工作十分积极。 我对师医院主要领导也进行了了解，这位主要领导外号为“一刀”，他个人很满意这个绰号，这是夸他外科技术好，平时不问政治。一提政治，他就看不起，也总是和政治委员闹不到一起。林彪事件出现，在军队引起很大震动。他说:“林彪有什么，搞出了个突出政治。他（林彪）在台上的时候我就反对突出政治。现在应验了吧?突出政治行吗?” 我去医院专门找这个“一刀”谈话。他反问我:“林彪事件发生前我就反对突出政治，现在证明我是对的。主任，你认为突出政治的管理对吗?” 见我没有马上回复他，他开始啰啰嗦嗦指责张春玉的能力啦，医院是个业务单位啦，等等。他说得他自己都不知道说到哪儿了，没话说了，我才有机会说。我不回答他的问题。我问:你是共产党员吗? 他说:“主任你开玩笑吧?我怎么会不是党员?!” 我说:“你是共产党员。共产党员是不是政治?共产党员就是政治。不是政治，为什么反动派要给共产党员杀头?” 他说:“主任，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问:“你是什么意思呢?张春玉在生死一线的关键时刻把生的希望给了他的战士，自己被巨石压了两个多小时，醒来就是问别的战士们怎么样?好几个千斤顶才撬起他着他的巨石，战士们是哭着把（他们的）副班长张春玉从巨石下拖出来的。这样的人你看不起，阻扰他的工作!张春玉身体残疾了，可是他还是要为党工作，积极做青年党团员政治思想工作，你作为医院主要领导，你不支持、不扶持他的工作，还以医院是业务单位为由，拆他的台，出他的洋相，丧失他的威信，使他难于去团结同志，你的阶级感情体现在哪?!他团结不了同志，怎么去开展他负责的党团工作?你觉得他能力差，在你眼里什么代表着能力?他是英雄，他完全可以不工作，我们的国家、军队养得起他!可是他要战胜身体的残疾，为党，为部队工作，成为有用的人。这不是他的觉悟，他的能力吗?他不值得我们尊敬和爱护吗?你看不起他，三师你看得起谁?你是‘一刀’，你在手术台上能保持永远不出错?你把人家肚子疼当成阑尾炎，给人家开了刀，不是打开之后才知道不是阑尾炎的吗?出了事故，你隐而不报，是别人向组织反映，把你查出来了，组织上才知道。这已经不是误诊那么简单了吧!这就是你所说的你的能力?你以人废言，这不是政治问题吗?你那个时候的专业责任心哪去了?你共产党员的责任哪去了?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哪去了? “你也不要简单的把什么都推到林彪那里去。突出政治，活学活用什么时候都要搞。林彪也不是全错，学毛泽东思想就没错，为革命打胜仗就没错。你把你自己的思想认识都归到林彪那里，你赶这个时髦，赶这个机会，你的党性原则哪去了?你政治很不稳定嘛。范仲淹还知道要‘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你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却不知道，只知道一把手术刀?你革命的热情，对革命同志的阶级感情哪儿去了?你的行为像一个师医院的院长吗? 我停下我的话，看着他，他马上承认说他的看法错了，今后一定配合和支持张春玉同志的工作。 我更生气。我说:“你晚啦!不给你这个机会了!你没这个机会了!我把他调到组织科当副科长去了。我今天来跟你谈话，就是要求你跟任何政治委员，不管谁来医院当政治委员你都要搞好关系，不要再骄傲自大！” 张春玉的工作以后顺利了些。他走路不便，在机关工作，条件稍微好一些。这之后的全师青年会议，都是他来组织。（张春玉在这个岗位上工作到兵改工前夕。随后，他被安置在上海警备区军队干部休养所。进了休养所张春玉也没有停止自己对革命和进步的要求，没有辜负组织对他的期望和培养，更没有给英雄称号抹黑，他被上海市民政局评为“优秀军队离退休干部”。2015年7月23日，硬骨头战士张春玉病逝。） 1977年12月，我在结束了郑州支铁的任务，别离大兴安岭，前往沙通线报到，向大兴安岭地委的老朋友辞别时，我让司机慢慢开车，我要好好看看加格达奇的街道，街边的每座楼房.这个从无到有，经过我们的手、我们的心建设起来的城市，那天特别地熙嚷，自行车铃和往来的汽车喇叭声混成一片，鲜活，充满生命。这是十二月啊!太阳还是那颗太阳，森林还是那片森林，很多文明的村落座落在大兴安岭上了，装扮着这片古老、原始的林子，我忍不住吟诗:“十年一觉兴安梦，会战迎来青史铭。俊鸟恨别那拉后，世忠功记地火龙。锦荣春玉丹心在，冰河冻土寒月明。大道穿山跨林海，送走荒凉迎新城。” 在我几十年的军旅生涯中，铁道兵是我知道、见过、在和平年代，为建设祖国牺牲最大、最为震撼的部队。它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气魄感染我;铁道兵很多干部多年戍边，积劳成积，为国早逝，为国捐躯的精神鼓舞我。 我知道有三四百名铁道兵长眠在了大兴安岭。我的士兵们，我的战友，替我们好好守着这片河流，山峦，树木吧。毛主席说:“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就要和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让我再次举起右臂，同你们说:会战光荣! 附录1：会战英雄的赞歌 这是发生在中国的一段隐秘的历史。 “这夜,大家都盼着天亮。天刚蒙蒙亮,王世忠的班,已经人分两拨,一拨上山找片石,一拨抬冰化水,把捡来的片石,一片一片收拾好砌在挖好的坑道上,又修了通风道和出烟口,炉膛点上了火,烧了起来,慢慢地,屋里 接着作者又写了许多的英雄人物，特别是那些运用技术攻克难关的知识分子。这里重点写了总工程师徐锦荣。 书中写道：徐总指挥着,战士们思想开窍了,在岸上造了一个“引风道”,凛冽的西伯利亚冷风乖乖被“牵”进引风道,通过引风道进到挖好的基坑里,挖一层,冻一层,逐层剥冰,逐层冻结,河下的流水就这样按着工程的需要,成为“冰围堰”。 他说,他还发明了“扒坡车运土法”,“扒杆船架桥法”,“穿心锤打桩法”他的笑声,深刻地感染着我。 这一段写得惊心动魄： 这天,一号隧道里与往常没有不同,张春玉的班像往常一样在施工面施工,突然地,隧道顶一个篮球大 不止一个战友牺牲，和平年代，300多位将士牺牲了，在贯穿于大兴安岭森林腹地的钢铁大道下，至今仍然长眠着300名铁道兵战士的英灵。 作者歌颂会战的英雄，同时也没有回避矛盾，也写出了铁道兵的错误。例如某师违反林区政策的错误，和纠正这个错误，批评整改，恢复优良传统的过程。 他们运用了纪实文学的手法，创作了中国全景式描写大兴安岭会战的作品。它一问世，便引起铁道后代的震撼。 我相信，所有读过这部作品的读者，都会有心灵的震撼，同时不由自主的会掩卷沉思: 附录2:黄爱明1970年12月入伍。在铁道兵三师司令部门診所、十二团卫生队任卫生员。1976年退役在辽阳纺织厂医院任针灸医生。现在是美国加州针灸医师、中医针灸博士。 左一：丁岚左三：黄爱明 在美国纽约联合国总部里陈列着中国的成昆铁路象牙雕，它和美国的登月、前苏联的人造卫星共同象征着上个世纪人类最伟大的工程。联合国前秘书长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赞赏这件作品“这是能工巧匠的骄傲，是雕塑者和铁路建设者共享的骄傲” 成昆铁路的主要建设者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 还有一条鲜为人知的在冰河酷寒中铺设的铁路，它向人类的抗寒能力极限挑战，用一系列科学的发明把不可能变为可能的嫩林铁路，亦彰显了铁道兵创造奇迹的能力。 当今世界提到中国铁建在国际铁路、隧道、桥梁等工程领域中的影响力恐怕没有其他国家的任何一个公司可以与其媲美的。为什么中铁建以如此健壮的体魄屹立在世界的东方?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它有着优秀的遗传基因，那就是它的前身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 十六岁我当兵了，当的是铁道兵。从十六岁到二十二岁的青春岁月都是在铁道兵这个集体中度过，在高寒禁区经历了艰苦卓绝的战斗生活。这段经历培养了我不怕困难，以苦为荣的价值观。 在这里我认识了一位当时十三岁的小朋友丁岚，她是一位非常聪明可爱的女孩儿，她的“灵气”远远超过她的年龄，她给我和战友拍照时候就像是一位大导演，那张摄影作品在四十多年之后被中央电视台选用在大型纪录片《永远的铁道兵》中。 在这里我认识了丁岚的父亲丁宪邦叔叔，他是我所在部队的首长，我当时是机关卫生所的卫生员，丁叔叔经常去基层工作，我没见过他来过卫生所看病，只是丁岚常来给她妈妈邵阿姨取点儿药。看了丁叔叔写的这本书，我很感动。他不仅写他的经历，还运用文学的方法写成故事，他在用他的努力吸引青年人对毛泽东时代有更多思考。我认为丁叔叔所秉持的信仰和精神是在发扬光大铁道兵“三荣”的精神。在这里我还遇到了我一生都需要感谢、把我领进中医宝库大门的李南范医生。丁叔叔在他的故事里提到他曾破格提拔了一个卫生员为医助，这个人就是李南范。据说李南范的爷爷曾是韩国的御医，李南范自幼背诵中医古典医籍，耳濡目染治病救人。李南范提干后，如提拔他的丁叔叔期待的那样，在师医院办了几期中医培训班，做到了为部队更多人服务。我有幸参加了一期针灸学习班，时间两个月，中医针灸从此成为我终身的职业。从十七岁到现在，有五十多年了。 1995年我在美国加州考取了美国针灸执照，创建了诚爱中医诊所;通过继续深造，获得了中医博士学位，曾经担任加州中医师联合总会常务理事。 谢谢老首长在九十四岁高龄的时候写出我们铁道兵战斗在大兴安岭的生活。 谢谢丁岚! 祝老首长健康长寿!
一一读新书《大兴安岭会战亲历者》
美国成功出版社长张忠卿
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中一段冰与火交织的片段。
这是铁道兵老兵丁宪邦一段刻骨铭心的青春岁月。
所有这一切，都来自新书《大兴安岭会战亲历者》。
打开这本书，推开厚重的历史大门，我们会走进深深的大兴安岭。
建国之初，百废待兴。三年自然灾害，共和国雪上添霜。从巨大的自然灾害和前所未有的被动的国际困境中走出来的中国，急需木材，急需资源宝藏。而这些木材资源宝藏就在大兴安岭，然而，这里是高寒禁区，这里是人类生存的绝境，这里有西伯利亚的寒流，有随时夺去人生命的沼泽地。
所以，伪满时代，日本鬼子数次闯进大兴安岭，都被无法抵御的寒冷赶了出去。
后来，有苏联专家帮助的几千人的队伍，也被零下四十度的寒冷封冻，被迫撤离。
1963年底至1964年上半年，中国的领袖们，正为中国的未来下一盘棋。
终于在这一天，和煦的春风像绿色的使者吻遍了北京这座美丽的城市。中国的领导人终于做出决定:8万铁道兵和2万林业职工一夜之间开进大兴安岭。大兴安岭会战打响了。
全书从作者接到去大兴安岭会战指挥部报到的调令开始。随着作者的讲述，一个接一个栩栩如生的英雄站立起来了。
要在风雪高寒的环境下生存下来，最最关键的事，要战胜严寒。这个时候出现了发明地火龙的英雄王世忠。我想说的是，许多的读者可能是和我一样，第一次听说地火龙这个名称。随着地火龙的推广普及，10万大军在严寒中站住了阵脚。这一段描写非常生动：
有了热气,桦木杆床不潮了,不湿了,暖和了,钻进被窝,热乎了!
我们成功了?成功了?战士们不敢相信。
“可是,我们就是成功了!”王世忠宣布。
战士们七嘴八舌地给自己的作品起名,最后定名:地火龙!”
徐总带我看引风道,看引“风”入瓮的冰围堰。我们站在风口里,穿着皮大衣,护鼻也戴着,只露着眼睛和嘴,没一会这两处就结满白霜,徐总指着我笑得像个青年。
作者写了英雄的奋战，也写会战的艰辛。开山有危险,隧道里施工更危险。塌方、地下水上冒时有发生。
小的石头掉下来,砸在战士敦凤堂头上,他戴着安全帽,还是被掉下来的石块的惯力击倒在地,副班长张春玉立刻判断出这是冒顶了!他一个箭步冲过去,向外推出敦凤堂!这一推,就救了敦凤堂!他自己腰以下部位被一块轰然塌下的万吨重巨石凹陷处死死卡住,张春玉顿时昏迷。还有一个战士当场牺牲。现场抢救的人们连用四个千斤顶,顶起巨石,将张春玉扒出。张春玉左腿粉碎性骨折,右胸肋骨断了三根经过抢救,张春玉的生命保住了,腿保住了,但有一条腿永远不能弯曲。
这本书的作者是父女两个人。父亲丁宪邦，一位90多岁的老将军仍然思路敏捷，女儿丁岚，旅居美国30余年，才华横溢的作家。
在后疫情时代，在中国崛起的今天，如何发扬大兴安岭会战的精神?让艰苦奋斗的火炬永远燃烧，一代接一代地传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