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出师前，1937年8月22至25日，中共中央在陕北的洛川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毛主席提出了“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战略方针。 毛主席在会上还确定，红军出征后的作战地区，主要为日军主要进攻方向的河北、察哈尔、山西、绥远四省交界。 从“七七事变”爆发到1938年下半年，日军连续对国民党正面战场发动大规模进攻，相继攻占了上海、南京、徐州、武汉、广州等重镇，但此时日本能够在中国使用的兵力已经达到极限。 白崇禧提议：国民党在华北的军队一律不过黄河，就地打游击。但马上有人反驳说：“国军未演习游击战。”白崇禧回答：共产党也是中国人，共产党可以打游击战，国军为什么不能打游击战？ 可是随后的事实证明，国民党军队确实不会打游击战。除了少数清醒的国民党军政要员外，大部分国军高层瞧不起、看不上、不屑于打游击。 可是在1938年夏季以后，日军却惊奇地发现，除了节节败退的国民党正面战场，在自己的占领区后方，又出现了一个新战场——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游击战场。 抽雪茄、喝咖啡、品洋酒、穿呢子大衣国民党高官们，不服气共产党的游击战，甚至鼓噪攻击共产党游而不击。事实上，缺少重型火力武器、缺少物资粮草、甚至连子弹都供应不足的八路军根本没有条件打正面战场那样大规模的会战。国民党试图看八路军、新四军的笑话，故意说：“过去你们说武器靠战场缴获，以后就找日本人缴获好了！” 日军越深入，后方就越暴露。1938年4月21日，中共中央审时度势，决定抽调一部分八路军主力向日军的大后方，广阔的华北大平原进军。 八路军总指挥部根据中央指示，决定129师、115师分别向冀南、山东挺进，沿平汉（北平至武汉）铁路线展开。 1938年4月23日，129师师部在山西辽县召开会议，决定将全师主力以平汉铁路为线，编为路东纵队、路西纵队，其中路东纵队由副师长徐向前率领769团、曾国华支队，开赴冀南平原。 三天后，徐向前率路东纵队，浩浩荡荡地翻越太行山，如下山猛虎，直奔冀南的中心南宫镇。 冀南地区战略位置重要，是日军在平津的臂膀。这里地域辽阔，人口众多，处在津浦、平汉两大铁路干线的中间地带，南北交通便利，利于八路军在华北平原的生存发展和与敌周旋。 1937年12月底，冀南的国民党军队在日军的进攻下，纷纷逃跑，只有冀南当地的中共党组织，组织发起人民自卫抗战。冀南党组织派人到129师求援，129师派出了孙继先、宋任穷、李菁玉等人，分批次赶赴冀南，初步稳定住了冀南的局面，发展冀南平原的抗日根据地，已具备良好基础。 经过十余天行程，徐向前于1938年5月7日达到南宫县。南宫县城是控制在八路军手中的华北平原重镇之一，是冀南的政治、经济中心。 出师抗战以来，八路军一直在山西的表里河山打游击战。八路军改编之前，也是长期与国民党军队打山地游击，井冈山、莲花山、大别山、大巴山、云贵、浙南和闽西的群山万壑，处处都有红军游击的踪影。可以说，共产党人最熟悉的就是山地游击战。 这次到冀南，来到了平原，没有了大山作为依托，八路军游击战那一套还灵不灵，战士们心中是有疑虑的。 徐向前带着陈再道、宋任穷、刘志坚等人，一起研究研究这里的地形、民情，总结前当地军民抗日斗争经验。徐向前从毛主席提出的“根本方针是争取群众”出发，创造性地提出了“创造平原地的‘人山’”的口号。 徐向前是天才的军事家，他的军事才华之所以长久地被军迷们津津乐道，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他最能领会、运用和善于发挥毛主席的军事战略。 在红军时期，徐向前长期未在毛主席的直接领导下，却在远隔千里的大别山里，独自探索出了一个最接近毛主席游击战16字法则的作战思想，领导开创了鄂豫皖、川陕两大根据地，把红四方面军带到了八万余人，带出了数百名将军，成为红军发展的巅峰。 不管怎么打，首先要有兵，而徐向前最善于扩兵，能“撒豆成兵”。 他以路东纵队为骨干，派出由老红军组成的八路军连、排、班，深入冀南腹地村镇，利用广大群众对日军痛恨、对国民党失望的心理，联合当地党组织做好群众工作，振臂一呼就有无数爱国群众响应，一个连就能占据一个大镇，并且利用国民党军溃逃后留下的武器，壮大部队。 当时，冀南有个反动的封建会道门组织六离会。控制六离会的是一伙汉奸和反动地主，他们威逼利诱贫苦百姓，抢夺群众财物，武装袭击八路军。徐向前决定彻底剿灭六离会，八路军牛刀小试，就团灭了这伙反动武装。 徐向前还派出工作队到封建迷信风气浓厚的农村中去宣传八路军政策，唤醒受骗群众，仅仅两个月，五万多人的六离会就土崩瓦解，不少人还纷纷报名参加八路军。 除了六离会这样的封建会道门，冀南平原上还有多伙土匪、杂牌武装、私人势力，“有枪就是王”，他们各有旗号、各有主张，各有不同背景，对共产党的态度也不尽相同。 徐向前对杂色武装的特点进行了分析研究，认为这些人“政治目标杂，组织成分杂，内外关系杂。”他们“既有被争取、改造的可能，又有被敌收买、利用的可能。他们是敌我友三方都在争取的力量”。 中共中央也发出指示，要求设法改造这些武装，避免被日军利用。 为此，徐向前提出：凡属不愿投降，不甘为日寇驱使，而愿意同八路军共同抗日及自愿参加共同抗战者，应一律欢迎。 徐向前给予他们保证，改编后与八路军主力部队同等待遇，一视同仁，不缴枪。如在组织上适当调整时先取得同意，而不勉强。这些原则在冀南地区的杂色武装内部，产生了很大震动，加速了改编工作的进展。 徐向前收编的两支较大的杂牌武装分别是“青年抗日义勇军团”和“民众抗日自卫军”。 “青年抗日义勇军团”是一支6000余人的队伍，“司令”段海洲是地主出身的大学生，他就是反映129师抗战的电视剧《太行山上》中“段方升”的原型。徐向前对他说：“部队是你辛辛苦苦组织起来的，改编时不给你拆散，保持原有的干部和编制。为了统一序列，名字改一改，就叫八路军青年抗日游击纵队吧！” 段海洲听了，连声说好，回去就把部队集合起来宣布接受八路军的改编。他当司令员，八路军派来李聚奎当政治委员，后来徐深吉又去任副司令员。这支队伍后来成了八路军129师冀南军区新四旅。 “民众抗日自卫军”是一支3000多人的队伍，司令赵辉楼是旧军官出身，但有爱国思想。徐向前与赵辉楼亲自商谈，告诉他：你的队伍就叫“八路军冀豫抗日游击支队”，你还当司令员。 后来这支队伍与名气很大的汪乃贵支队合并，成为开国上将陈再道任司令员的129师东进纵队的第8支队。 长期在徐向前手下的汪乃贵少将在后来回忆起这段经历时说：徐帅当年改编杂色武装，提出平原地创造“人山”的战略，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业绩！ 徐向前一面改编改造像段海洲、赵辉楼这样的队伍，一面打击杂色武装中的顽固派。 河北枣强县的“忠义救国军”与日寇勾结，不准八路军去枣强筹粮、筹款，随意扣留八路军人员。徐向前命769团出击，消灭了这伙武装，“忠义救国军”的“司令”杨玉昆也被俘虏。徐向前还指挥部队，在临清附近消灭汉奸张屏卿、李殿清、冯午桥的“皇协军”。 徐向前两个拳头出击，一改一打，威震冀南。仅两个多月，冀南各地大小几十股杂色武装，先后加入了八路军的行列，伪军也纷纷弃暗投明，整营、整连的倒戈，八路军在冀南的部队扩展到1.85万人，分编为18个团及支队。 对冀南的爱国乡绅基层，徐向前也是这样，他登门拜访，虚心请教，得到了乡绅阶层的一致好感。因此，徐向前带兵所到之处，在抗日救国的旗帜下，能动员各阶层参军和支持共产党，形成了最广泛的群众基础。 后来，蒋介石派原西北军冯玉祥的旧部鹿钟麟主政河北。徐向前面见鹿钟麟时，不卑不亢地提出：为了搞好合作抗战，八路军从日伪手中收复的冀南失地，以冀南行政公署为唯一政权机构，可由省政府正式委任。 可是，鹿钟麟明里与八路军友好，暗地里却搜罗反共武装给自己撑腰，孙良诚、张荫梧这些顽固反共分子都紧紧围在他身边。 鹿钟麟单独任命了一批专抢胜利果实吃的县长、区长，徐向前针锋相对，广泛动员群众支持共产党，采取“你搞你的，我搞我的”方针。鹿钟麟任命的县长、区长得不到民心，搞摩擦又打不过徐向前，最后灰溜溜地离开了河北，他自己也声名狼藉。 徐向前造“人山”，在最艰苦敌后坚持抗战，最关键靠的是人民群众的拥护。 冀南各地实行减租减息，改善农民生活，部队自己却以生产减轻群众负担，仅此一点就让老百姓热切欢迎八路军、衷心拥护八路军。八路军纪律好，战士有礼貌，冀南各地出现了“哪家住八路，灶里有柴烧，缸满院扫净”的动人场景。 同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蒋介石为维护豪绅的利益，从来不肯解决减轻农民负担，搜刮百姓更是成为常态，甚至为了延迟日军行动，不惜秘密炸掉花园口，让数十万百姓死于水祸。河南人民称“水、旱、蝗、汤”为四大灾害，其中的“汤”就是国民党第一战区副司令汤恩伯，其部队纪律废弛，所到之处奸淫掳掠搞得民怨沸腾。 这样的军队，怎么可能和人民打成一片，怎么可能在敌后建立根据地？在日军的“扫荡”下，国民党军队最后只有或降或逃的两条路。 冀南各阶层的最广大人民群众，在共产党、八路军、徐向前的团结下，形成了坚不可摧的人山人海。“人山”众志成城，阻挡着侵略者的铁蹄。 到1938年底，日军攻占了武汉、广州之后，便将进攻的主要矛头指向了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1938年11月，日军对冀南平原实施了第一次大规模“扫荡”，集中近四千名日军，分四路向冀南中心南宫县逼近。徐向前沉着应战，化主力为零，转入乡村，依托“人山”，与日军且战且走。 日军天天叫嚷“消灭八路军，活捉徐向前”，可就是搜不到踪影，最后扔下600余具尸体，败退而去。 一个月，不甘心的日军抽调第10师团主力和14、27、110、114师团各一部，组成3万余人的进犯力量，分11路围逼冀南根据地。日军采取了步步为营的战法，向冀南中心合围。八路军却反其道而行之，主动让出一些城镇，放日军进来，自己退到外线。等日军钻进去了，八路军再从外线转入反攻。 这次反“扫荡”，从1939年1月战至当年3月，日军损兵折将5000余人，再次遭到失败。 徐向前说：在平原上的活动，自然没有像山地那样多的地形上的便利，这从战术上是看不利的条件，但是人民的力量是最伟大的力量，只要发动了广大的人民群众，我想不管什么样的山，也没有这样的山好。 徐向前的“人山”理论，在他写作的《开展河北的游击战争》一文中有精辟描述，后被系统收入《徐向前军事文集》。 徐向前的“人山”理论，是中国军事战争史上的创举，它不但证明了游击战可以在山地里打，更可以在平原中打。游击战最重要的不是有没有山，也不是地形地貌，最关键的是人心向背，得到人民拥护的军队，就有了最可靠的大后方。 抗战中后期，八路军、新四军纷纷向广大平原地区进军，无论是冀南、河南、山东、华中，还有江南水网，处处都有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浴血抗战的身影。广大抗日军民虽缺少隐蔽条件，却利用智慧，创造出地道战、地雷战、麻雀战、蜂窝战，令日军防不胜防，由此可见游击战的妙处。 八路军、新四军的战斗虽然没有多少轰轰烈烈，可是规模较小的游击战却天天在开打，到处袭击和零星地消灭日军，通过积小胜为大胜，取得的战果仍然十分辉煌。这对人口有限、兵力不足的日本来说，是致命的。 人民群众才是可以永远依仗的大山，从抗日战争的实践来看，“人山”确实是有着远大战略眼光的创见。 —全文完—